苏辙的政治智慧是什么「苏辙做过最大的官」

唐晓敏

苏辙（１０３９—１１１２），北宋散文家。字子由，自号颖滨遗老。与其父兄合称“三苏”，亦在“唐宋八大家”之列。他的《上枢密韩太尉》是一篇有思想、有特色的干谒文字。其“记”体散文《黄州快哉亭记》，描写生动，极富文学色彩。此外，苏辙还他擅长论政议史，以古鉴今，针砭时弊，颇有见地。

嘉祐二年，苏辙与苏轼一起参加科举考试，并同时登进士第，这年苏辙才19岁。他的唐宋八大家中登进士第中最年轻的一个。

这之后，苏辙又参加朝廷的制科考试。朝廷对苏辙很重视，因当时苏辙生病，朝廷为此还推迟了考试的日期。苏辙的《御试制科策》，对仁宗提出尖锐的批评，指责说：“陛下择吏不精，百姓受害于下无所告诉，则是陛下未得以生结民也；陛下赋敛繁重，百姓日以贫困，衣不盖体，是陛下未得以财结民也。吏之不仁，尚可以为吏之过；赋敛之不仁谁当任其咎?”甚至指责仁宗沉溺于声色之乐。对这篇文章，朝廷官员有两种对立的意见，最终仁宗皇帝发表了这样的看法：“吾以直言求士，士以直言告我，今而黜之，天下其谓我何！”将苏辙录取了。

显然，仁宗对苏辙是很宽厚的。这也给苏辙留下很深的印象，苏辙一直对仁宗很感谢。熙宁二年，苏辙在《上神宗皇帝书》中样说过：“昔仁宗亲策直言之士，臣以不识忌讳得罪于有司，仁宗哀其狂愚，力排群议，使臣得不遂弃于世。臣之感激，思有以报，为日久矣。”直到晚年，苏辙也仍然对此记忆犹新，他在《遗老斋记》说：“予幼从事于诗书，凡世人之所能，茫然不知也。年二十有三，朝廷方求直言，有以予应诏者。予采道路之言，论宫掖之秘，自谓必以此获罪，而有司果以为不逊。上独不许曰：‘吾以直言求士，士以直言告我。今而黜之，天下其谓我何？’宰相不得已，置之下第。”

仁宗录取苏轼、苏辙二人之后，高兴地说：“朕今日为子孙得两宰相矣！”仁宗所说，不为无因，苏轼与苏辙都有政治才能，特别是苏辙，更具有政治智慧。

苏辙在政治上很有独到的见解。如他写《臣事》，将重臣与权臣区别开来：

臣闻天下有权臣，有重臣，二者其迹相近而难明。天下之人知恶夫权臣之为，而世之重臣亦遂不容于其间。夫权臣者，天下不可一日而有；而重臣者，天下不可一日而无也。天下徒见其外，而不察其中，见其皆侵天子之权，而不察其所为之不类，是以举皆嫉之而无所喜。此亦已太过也。今夫权臣之所为者，重臣之所切齿，而重臣之所取者，权臣之所不顾也。

将为权臣耶，必将内悦其君之心，委曲听顺，而无所违戾，外窃其生杀予夺之柄，黜陡天下，以见己之权，而没其君之威惠。内能使其君欢爱悦怿，无所不顺，而安为之上；外能使其公卿大夫、百官庶吏无所归命，而争为之腹心。上爱下顺，合而为一，然后权臣之势遂成而不可拔。

至于重臣则不然。君有所为，不可以必争；争之不能，而其事有所必不可听，则专行而不顾。待其成败之迹著，则上之心将释然而自解。其在朝廷之中，天子为之然而有所畏，士大夫不敢安肆怠惰于其侧。

这一看法很重要。古代社会政治中，君王需要大臣帮助自己治理国家，但又害怕大臣分享自己的权力，对大臣非常警惕乃至猜忌，而没有了大臣做依靠，不能充分发挥有才华的大臣的作用，国家是不可能治理好的。苏辙将重臣与权臣加以区别，认为君王需要信任重臣，充分发挥他的作用，这是很重要的见解，后人对此也有很高的评价。如明代李梦阳说：“人主把重臣看作权臣，所以畏重臣而不用。此作分剖，权臣如彼，重臣如此。议论精明，笔势柔缓，人主见之，真足以耸心动听。”（《三苏文苑》卷十八）茅坤甚至说：“古人尝云文至韩昌黎、诗至杜子美，古今能事毕矣。予独以为人臣建言，感悟君上，如子由重臣一议，则千古绝调。”（《唐宋八大家文钞•苏文定公文钞》卷十四）

苏辙的政治眼光，从他对王安石变法的分析中也可以看出。王安石变法之初，曾就青苗法征求苏辙的意见，苏辙说：“以钱贷民，使出息二分，本以援救民之困，非为利也。然出纳之际，吏缘为奸，虽重法不可禁；钱入民手，虽良民不免非理之费；及其纳钱，虽富家不免违限。如此，则鞭箠必用，自此恐州县事不胜繁也。”

苏辙在《自齐州回论时事书》对“青苗法”有更具体的分析，他说道：

“臣今谨采众议，人所共知，灼然可见者，画一开坐如后：一、议者皆谓富民假贷贫民，坐收倍称之息，是以富者日富，贫者日贫。今官散青苗，取息二分，收富人并兼之权，而济贫民缓急之求，贷不异于民间，而息不至于倍称，公私皆利，莫便于此。然公家之贷，其实与私贷不同。私家虽取利或多，然人情相通，别无条法。今岁不足，而去于来岁，米粟不给，而继之以刍藁，鸡豚狗彘皆可以还债也。无岁月之期，无给纳之费，出入闾里，不废农作，欲取即取，愿还即还。非如公家，动有违拟，故虽或取息过倍，而民恬不知。今官贷青苗，责以见钱，催随二税，邻里相保，结状请钱，一家不至，九家坐待，奔赴城市，糜费百端，一有逋窜，均及同保。贫富相迨，要以皆毙而后已。朝廷虽多设法度以救其失，而其实无益也。”

苏辙的分析，非常透彻，“公家之贷，其实与私贷不同”，看出了问题的关键。“公家之贷”，是强迫让人家接受贷款，当然也是动用政府的力量强行催还，这就可能造成严重的社会问题。后来，青苗法确实造成了很严重的社会问题。王安石当初对苏辙的看法也是重视的。只是他发现有人在这方面得到成功，就匆忙下令推广。当初，王安石若是多听听苏辙的意见，慎重一些，变法产生的问题或许不会那么严重。

王安石变法期间加强了盐禁，严禁私人煮盐贩盐。他也曾与苏辙讨论了这个问题。苏辙说：“利之所在，欲绝私贩，恐理难也。”王安石认为私盐未绝是“法不峻”造成的，苏辙认为“今私盐，法至死，非不峻也；而终不可禁，将以何法加之？”王安石说：一村百家贩私盐，败者止一二，“若二十家至三十家败，则不敢贩矣！”苏辙回答道：“如此，诚不贩矣，但恐二三十家坐盐而败，则起他变矣！”（《龙川略志》卷三）

从这里可以看到，苏辙虽然年轻，在政治上却比王安石更老练，看问题看得更深刻，考虑更为周全。确实，对贩盐的人处理过重，贩盐者可能是少了，但犯其他罪的就多了。

苏轼因“乌台诗案”入狱之时，张方平上书营救，书成，南京（商丘）官吏不敢转呈，张方平只好派儿子张恕上京到闻鼓院投书，但张恕在院前徘徊而未敢投。事后苏辙看了原稿，感叹道：苏轼不死，正得张恕不投之力。因为苏辙很清楚：苏轼实际上没有什么罪，“独以名太高，与朝廷争胜耳！”而张方平却在奏书上称他是“天下之奇才”，苏辙认为，这样只会更加激怒神宗。有人问，应该如何向神宗进言。苏辙答：“应该讲本朝未曾杀士大夫，现在杀了苏轼，后人会说神宗是杀士大夫的始作俑者。神宗好名而畏议论，这样才能求苏轼。”不难看出，苏辙是非常聪明的，他的看法很有道理。宋代是中央集权得以加强的一个时代，君王不怕大臣有什么批评，但他们又不是什么畏惧都没有，他们畏惧的是社会舆论，特别是畏惧“历史”给他们记上一笔帐。而赵匡胤本来就有话，说不杀士大夫，况且，宋仁宗还说自己为后代找到了两个太平宰相，若把这个苏轼杀了，历史上肯定是留下一笔帐的。神宗不敢这样做。在这方面，苏辙的判断是很准确的。

苏辙政治上的老练，可能与他对老子思想的熟悉有一定的关系。苏辙对《老子》很有研究，写有《老子解》，虽然他的《老子解》有融合儒道的倾向，不纯然是阐释道家思想的著作，但说他研究老子而完全不受其影响，这也是不可能的。在元丰元年，黄庭坚致书苏轼，信中对苏辙做出评价，“极叹其沉冥而游刃与世故”（《与苏子瞻书》）这种“游刃与世故”，是苏辙的特点之一，这与老子的影响该有些关系。

苏辙文章中，有多处引老子语，如《超然台赋》：“《老子》曰：‘虽有荣观，燕处超然。’尝试以‘超然’命之，可乎？”《古今家诫叙》：“老子曰：‘慈故能勇，俭故能广’。”而《汉文帝》文，更是以《老子》的思想作为论述的基础，文章开头就引老子的“柔胜刚，弱胜强。”《梁武帝》一文中讲了孔子既见老子的故事。并且说：“老、佛之道，非一人之私说也，自有天地而有是道矣。古之君子，以之治气养心，其高不可婴，其洁不可溷，天地神人皆将望而警之。圣人之所以不疾而速，不行而至者，一用此道也。”《藏书室记》言：“老子曰：‘为学日益，为道日损。’以日益之学求日损之道，而后一以贯之者，可得而见也。”他的《御试制策》也引用老子的观点，言：“臣闻圣人欲有其富，则保之以俭；欲久其尊，则守之以谦；欲安其佚，则行之以劳；欲得其欲，则济之以无欲。此四者，圣人之所以尽天下之利，而人不以为贪，极天下之乐，而不为人所厌者也。《老子》曰：‘圣人以其无私，故能成其私’。由是观之，则夫欲乐其富，而用之以奢者，其富必亡；欲大其尊，而用之以倨者，其尊必替；欲享其佚，而用之以惰者，其佚必穷；欲获其欲，而用之以肆者，其欲必废。在《商论》中，苏辙也说：“行其至柔之道，以揉天下之戾心，而去其刚毅勇果之政。……故夫物之强者易以折，而柔忍者可以久存。柔者可以久存，而常困于不胜；强者易以折，而其未也，乃可以有所立。”

可以看出，苏辙行文与立身皆受老子的影响，这与苏轼有所不同。相对说来，苏轼受庄子的影响更大一些。苏轼文中多有对庄子的引述，如《记真君签》叙述自己“书《庄子养生》一篇，致自厉之意”。《书海南风土》描述岭南气候，引庄子“天之穿之，日夜无隙，人则固塞其窦。”《答上官长官二首（之一）》评价对方的《庄子论》“笔势浩然，所寄深矣，非浅学所能到。”苏轼还作《庄子祠堂记》，对《庄子》内容加以分析。苏轼的文章所受到庄子的影响就更明显。苏辙《亡兄子瞻端明墓志铭》记：“公之于文，得之于天，少与辙皆师先君。初好贾谊、陆贽书，论古今治乱，不为空言。既而读《庄子》，喟然叹息曰：“吾昔有见于中，口未能言，今见《庄子》，得吾心矣。”

苏辙富有政治智慧，但其仕途仍是坎坷的。他走上仕途之时，正赶上熙宁变法，而苏辙与王安石政见不同。王安石的变法是以理财为核心的，苏辙虽也主张理财，但他对理财有自己的看法。在所写的《上神宗皇帝书》中，苏辙说道：“今世之患，莫急于无财而已。财者为国之命，而万事之本。国之所以存亡，事之所以成败，常必由之”，然而，“臣所谓丰财者，非求财而益之也，去事之所以害财者而已矣。夫使事之害财者未去，虽求财而益之，财愈不足。使事之害财者尽去，虽不求丰财，然而求财之不丰，亦不得也。故臣谨为陛下言事之害财者三：一曰冗吏，二曰冗兵，三曰冗费。”显然，这与王安石的思路完全不同。而王安石执政时，朝廷也不能容下苏辙。后来，苏辙又受到苏轼的连累，苏轼被贬黄州时，他也被贬到筠州。元祐年间，苏轼、苏辙都入朝廷为官。苏辙官至自元祐元年（1086）起，先后任中书舍人、户部侍郎、权吏部尚书，龙图阁学士、御史中丞，后迁尚书右丞，为六执政之一，位同副相。但到绍圣元年甲戌(1094)，苏轼被贬到惠州，苏辙也先是以本官出知汝州，接着被贬到袁州，再贬筠州。绍圣4年(1097)，朝廷加重对元皊党人的惩处，苏轼远谪海南，苏辙远谪雷州。